“新文人画”不是画种 而是一种主张——论新文

“新文人画”不是画种 而是一种主张——论新文

时间:2020-02-12 09:54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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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新文人画”不是一个画种,而是一种主张。既然是主张和呼吁,那就意味着当代缺少文人甚至是没有文人画。事实上,过去的所谓文人画,也不是一个画种,而是一种笼统的称谓。

文人画在古代来讲,是个伪命题。古代的画家如果没有文人的修养,很难进入绘画史。但古代的“文人画”这个概念也是从广义上来说的。严格来讲,古代的文人画家不能统称为“文人画”家,因为文人这个概念有点泛滥和笼统了,实际上大部分文人应该叫士大夫,也就是我们通称的文官。

称之为士大夫或文官,并不等于就降低了他们的文化身份。有人非要区分出董其昌、文徵明与徐渭的区别,我认为没有必要,单从身份上来说,他们本质上都是文官群体,至于做官的大小与仕途的好坏,则是另一回事。中国古代的文人或文官群体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想进入仕途;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刻意回避自己的官员身份,要标榜为文人群体,即便是像乾隆这样喜欢附庸风雅的伪文人,也要自我标榜为文人。这说明他们对文人身份的看重和向往,但我们在进行理性判断时,应该清醒——写了几首诗,就能说是文人吗?画了几幅带款字的画,就能说是文人画吗?如果是这样,那今天凡是拿起笔杆写公文的人,恐怕也要称作文人了。

新文人画的出现,虽是在国画领域,85新潮趋于沉寂,现代主义全面退出国画领域,传统文人画则全面趋于复兴之际。它的出现是一个信号,即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西方现代主义已无力占领国画领域而招致全面退却,传统文人画则稳住了脚跟,并牢牢控制了国画领域的主动权。因而,新文人画流派大张旗鼓地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传统文人画,在国画领域全面挫败西方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肆意的精神炫耀和张扬。

这时已无任何力量可以对传统文人画构成威胁了。当然,国画领域,西方现代主义的受挫,并不是来自传统文人画的反击,而是来自写实主义对传统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有效融合和调解。以周思聪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不仅化解了写实主义与传统文人画长达半个多世纪不可调和的对立紧张,也最终化解了写实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水火不容的矛盾对立,以非对抗性的文本策略,消除了来自国画领域西方现代主义的威胁,并最终确立了国画在当代画坛的主流地位,这无疑为国画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真正的文人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民间独立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这个群体开始的,他们纯粹以文或文化为职志,比如像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我们判断文人,不能按照他所从事的是什么职业,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文人或文化人格。以他所从事的职业来进行文化身份的判定,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判断模式,但很多人往往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所以导致很多判断出现问题。

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模式,那么民国时期的很多事情便无法解释。民国时期很大一批学者、文人、政要、艺术家,他们的身份是复杂、多重的,比如叶恭绰,本身是大学者,但他也是政治家,同时还是教育家、鉴赏家、词人和书画家。再比如徐世昌有“文治总统”之称,晚年退出政坛以后,纯粹以卖字为生。这些人虽然是“游于艺”,但是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可不一般。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文人了。民国时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书画家,几乎都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弟子或同党,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而且,他们的思想也非常之新,甚至可以用超前来形容,他们的身份岂是用新、旧这样的词汇所能表述得清的?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谭嗣同、罗瘿公、严修、鲁迅、陈独秀的很多新思想,是今天的很多所谓“新文人”都远远无法企及的。甚至民国时代的很多新潮画家,如弘一法师、刘海粟、潘玉良等人的很多前卫美术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今天的文人未必新,过去的文人未必旧。

今天一些人主张的“新文人画”有其特定的指向,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缺少了文人和文人画,缺少了时代性的东西,缺少了自己的独立艺术精神。但我们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文人和文人画的新与旧,也不能认为反映了当下题材和内容的绘画就一定是新的,甚至在我看来,一些刻意迎合当下低俗化审美取向的绘画恰恰是落后的、倒退的。真正有内涵和思想的绘画,一定是超越历史时空、超越单纯的新与旧的概念范畴的。所谓的新和旧,一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用历史主义的眼光去判断,而不是概念化的判断。

事实上,今天中国大量的所谓“文人画”,其实是“伪文人画”,很多画家不读书、不写文章,在文上毫无建树,仅仅是模仿了几笔宋元文人画的笔墨或图式,怎么能和文人有关呢?